從醉翁亭說起

發佈日期:2021-05-01 流覽次數:1001


 醉翁亭在滁州琅琊山麓,岳陽樓處於岳陽洞庭湖畔,分別坐落於長江兩岸,東西相距千里之遙。《醉翁亭記》出自歐陽修,《嶽陽樓記》出自范仲淹。二記精短,合起來也就770個字。异地而同時,二記俱形成於慶曆六年(1046)。

  

  《嶽陽樓記》波瀾雄渾,展現出范仲淹“腹中自有數萬甲兵”的雲水襟懷及其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後天下之樂而樂”的崇高境界。《醉翁亭記》紆徐有致、流動瀟灑,深深地隱伏著歐陽修强烈的政治憂患和人生感喟。近千年過去了,細讀歐陽修,我們似乎也只能取“高山仰止”的份兒。

  

  歐陽修一杆筆縱橫開闔,文備眾體,詩、詞、文、賦之外,其《六一詩話》則開創了文藝評論的新體裁,並在史學、經學、金石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。唐宋八大家裡,宋代占六比特。歐陽修“獎引後進,如恐不及,賞識之下,率為聞人。曾鞏、王安石、蘇洵,洵子軾、轍,布衣屏處,未為人知,修即遊其聲譽,謂必顯於世”(《宋史·歐陽修傳》)。那個時候,幾乎所有的文學家都得到過歐陽修的推舉、延譽,這裡點名的五位大家,正是由歐陽修率領著步入中國文學史的。

  

  史學家宋祁,比歐陽修年長九歲,與歐陽修一起編修了為後世稱許而進入二十四史的《新唐書》。定稿之後,朝廷派禦史告訴歐陽修:按照歷朝修史的慣例,撰寫人只能署最高官職者的名字,“公(指歐陽修)官高當書”。歐陽修回答:“宋公於列傳功多,吾豈可掩其名乎!”於是,紀、志書修,列傳書祁。宋祁知道後佩服地說:“從古以來,文人相輕。像歐陽公這樣高風亮節者,前所未聞也!”

  

  至和二年(1055),歐陽修擔任賀契丹登寶比特國信使時,契丹使其國地位最高的四大貴臣在宴會上一齊作陪,史料記載“此非常例,以卿名重”,於此也可見歐陽修聲望之高。後來的人們總是認為,歐陽修其所以比特高望重,聲譽遠播,根本原因是“翰墨致身”—是由於他的文章寫得好的緣故。然而,宋史記載學者求見歐陽修之際,彼此交流,“未嘗及文章,唯談吏事,謂文章止於潤身,政事可以及物”。也就是說,歐陽修認為軍國大事才可以惠及萬物,於國於民有所裨益,而會寫文章以抒發襟懷,僅能滋養的是個人的精神氣質。後世所推重的詩文名篇,包括《上範司諫書》、《與高司諫書》、《朋黨論》、《秋聲賦》,以及《醉翁亭記》之類的文字,在歐陽修的心目中,只是為官從政的副產品罷了。

  

  說起歐陽修的從政生涯,則不能不提及比他年長18歲的范仲淹。慶曆三年(1043),宋仁宗任命范仲淹、富弼、韓琦同時執政,歐陽修、蔡襄等人同為諫官,開始了有名的“慶曆新政”。慶曆四年,歐陽修寫下了政論文中的精品《朋黨論》,論據充分,論證剴切,從理論上徹底掀翻了一個涉及朋黨之爭的歷史大案。因為切中時弊,從根本上觸犯了暮氣橫生的腐朽政治集團,改革失敗後,范仲淹、歐陽修他們被誣為“朋黨”,同時被貶。實踐證明,文章無論怎樣的縝密到位,說到底也還是紙上談兵的翰墨功夫,范仲淹、歐陽修他們之橫遭貶黜,卻是不爭的現實。峰迴路轉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“文章憎命達”,也正是在被貶黜的境遇裏,又同時出現了散文史上的兩朵奇葩:《醉翁亭記》與《嶽陽樓記》。

  

  二記並讀,從中可感知兩位作者襟抱相投,氣質相類。宋史評估歐陽修“天資剛勁,見義勇為,雖機阱在前,觸發之不顧。放逐流離,至於再三,志氣自若也”,將這31個字移用在范仲淹身上,也真的是天衣無縫。從共通的襟度氣質上,也不難揣度出他兩人何以能寫出那等大氣磊落、互為對應的文章。

  

  醉翁亭裏,“蒼顏白髮,頹乎其中者,太守醉也”—這正是歐陽修的自我畫像。他不到40歲,鬚髮盡白,自詡為“翁”,連皇帝看見,都覺得可憐。我覺得,歐陽修並非是讀書人那樣為窮經而皓首,他這純粹是嚴酷無情的政治鬥爭堆在頭上的永凍難消的霜雪。“醉翁”二字,作為歐陽修的自畫像,是最成功的一幅,也是最讓人心酸的一幅。後世的人們嚮往滁州,許多是奔著歐陽修而來的,正如人們之嚮往岳陽,仰慕的是范仲淹的風骨與文采。

  

  歐陽修的文章“超然獨騖,眾莫能及”。真正理解歐陽修為文之道的,應推當代作家孫犁。孫犁認為:“道德文章的統一,為人與為文的風格統一,才能成為一代文章的模範。”也正因為如此,歐陽修的文章才“見重於當時,推仰於後世”。

  

  孫犁究竟是因為什麼緣故而能深至地認知千年前的歐陽修呢?我忽然想到了1982年的12月4日。那一天,當百花文藝出版社為孫犁老人贈送新出版的《孫犁文集》時,孫犁看到一比特女編輯送書到家的情景,心中萬般感喟:“她懷中抱的那不是一部書,而是我的骨灰盒。”大道低回,古今同理。文學殿堂裏真正的散文精品,作者的文字與他的骨灰是化為一體的。(資訊來源:天津日報)